仅余12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这是目前全球尚在世的全部“南侨机工”现状。
抗战之际，近4000时髦、俊朗的华侨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战场，开车修车。他们之中，近半数人失踪或殒命，没有看到胜利。
新华社记者重走滇缅公路，探访最后的机工和家属。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痛别亲友、九死一生的故事。
他们是当时最时髦、最开放的华夏青年
从来没有人，敢在97岁的罗开瑚面前炫耀自己会开车。
早在1939年，当绝大多数国人还没摸过汽车的时候，罗开瑚就开着各种车，从载重1.3吨的福特轻卡，到著名的6.9米长的美国GMC十轮大卡车，驰骋在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上。
他和战友们所运输的，是送往抗战前线的急缺物资。“一挺挺机关枪，木箱子装着，运到国内。”老人回忆说。
罗开瑚是第8批回国的南侨机工。当时，中国急缺熟练卡车司机和修理工。危急时刻，在祖国的号召下，华侨陈嘉庚等在1939年发布通告，号召有技术的华侨青年回国当机工。
国内条件艰苦，月薪只有约30元。但仅半年内，9批青年机工志愿回国，达3200人。另据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研究，还有许多机工从其他渠道回国，姓名档案均可查，全部机工总数近4000人。
“他们全是20岁到40岁，是当时最时髦、最开放的华夏青年，了解外面的世界，有眼界、有技术。其中既有普通司机、工人，也有工程师、大学生、‘富二代’。”研究者表示，更可敬的是，他们报效的是“概念中的祖国”，许多人并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
翻开相册，记者发现他们几乎个个帅气挺拔，目光炯炯，不少人英俊得像上世纪的电影明星：头发整齐，衬衣笔挺，有的还露着时髦的翻领，或戴着流行的帽子。
就是这些人，回国后经紧急训练，被派往滇缅公路及四川、贵州、湖南、两广以及越南、缅甸仰光等地，开车、修车，搬运着抗战胜利的希望。
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离合悲欢
1939年清晨，马来西亚槟城打石街。23岁的青年汤耀荣久久地跪在祖母的房门前——房中的老人，不知道他要回到中国，奔赴国难。
这一幕，是50多年后，汤耀荣的女儿汤晓梅听同为南侨机工的长辈说起的。她失声痛哭，“难怪父亲临终时不停念叨：阿妈，阿妈，我回来了。”
几乎每一个南侨机工，都有痛别家人的故事。当时日军横扫半个中国，威胁东南亚，时局十分混乱。回国之后能不能回来，全是未知数。
机工白雪娇同在槟城，瞒着双亲报名回国，临行写了一封信，其中称：“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
现在，一说到英雄、模范抛家弃子，大家都反感，都觉得残忍、不人性。但作为机工后人，汤晓梅有自己的理解：
“那时，祖国随时要沦陷，同胞被杀戮。人人都有妻儿老小，都顾家，都不去，谁去呢？”
时局和命运，让他们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离合悲欢。
罗开瑚的两个侄儿去印度当机工，支援抗战，从此天各一方。罗开瑚本来可以复员回马来西亚，办妥了一切手续，在云南下关等候。然而时局动荡，飞机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从昆明飞广州，把他留下了。
他再也无法见到马来西亚的叔伯，也永不能完成之前的婚约。最后，他和一个大理姑娘相识成亲，永远留在了云南。
直到今天，无数南侨机工的后代还奔波在寻亲路上，有的寻母，有的寻后人，有的寻祖茔。
近半南侨机工牺牲或失踪
滇缅公路上，险峻、瘴疟、日军轰炸，处处都有牺牲。
1938年，一个叫陈振美的华侨富家子弟回国当机工，参与抗战。由于家里反对，他是偷偷去的，从此再无消息。
直到60多年后，当他的儿子都已年过七旬，一位亲戚才偶然在老旧报纸上看到一则南侨机工队长向上级报告情况的新闻，最后有这么一句话：“槟城打铁街之陈振美公子，经于敌人攻占缅甸路时，在惠通桥附近炮火中成仁。”家人这时才知道父亲的下落：他被日军轰炸，连人带卡车翻进了怒江。
怨恨父亲的老人，此刻才释去前嫌，解开了心结。
和日军周旋，是机工们常有的事。1942年3月8日，日军攻陷仰光前夜，罗开瑚和5名机工驾6辆卡车成功逃出。由于公路被日军阻断，他们翻山越岭大兜圈子，才成功回到国内。
除了日军，险峻的道路也随时威胁机工生命。滇缅公路陡峭狭窄，处处险情。“最危险的是龙陵到南天门路段，一不小心就会坠崖。”罗开瑚说，卡车上随时有两块跳板，遇到窄路要临时搭板，驾驶大卡车凌空开过。
“一般认为，南侨机工牺牲、失踪三分之一，实际不止于此。”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汤晓梅说，抗战后登记复员的机工有1700余人，外界以为这都是幸存者，但实际上其中包括大量家属，例如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例。“事实上有近半南侨机工都牺牲或失踪了。”
但这并没有让这些机工害怕，最后的机工罗开瑚说，“我们那时在云南，觉得日本还挺凶，都打到贵州独山了。大家还准备，要是日军打过怒江，我们就退到西康去，继续抗战。”(新华网 记者王晓磊、黄豁、李萌)
